前朝命官归附大明者络绎于道，故元势力由此一蹶不振。及至成祖文皇帝，秉承太祖高皇帝‘怀柔远人’之成法，曰‘华夷本一家，朕奉天命为天子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皆吾赤子，岂有彼此’，对降附来朝者，较洪武年间更为优礼厚遇，甚或对归而复叛者亦不甚罪之。选官命将也任人唯贤，不分华夷，不但在京营之中设有鞑营，并以鞑官、鞑军充补禁卫，遍赏群臣之时，对鞑官赏赐比汉官还要丰厚，以致有汉官不满，上言曰‘侍卫防禁宜严，外夷异类之人，不宜侍左右。玄宗几丧唐室，徽钦几绝宋柞，夷狄之患，可为明鉴。’成祖文皇帝览毕以示群臣，曰‘所言禁卫宜严甚是，但天生之才何地无之？为君用人但当明其贤否，何必分别彼此？其人果贤则任之，非贤，虽至亲亦不可用。汉武帝用金日磾，唐太宗用阿史那社尔，盖知其人之贤也，若玄宗宠任安禄山，至播迁之祸，正是不明知人。宋徽宗自是宠任小人，荒纵无度，以致夷狄之祸。岂因用夷狄之人致败？春秋之法，夷而入中国则中国之。朕为天下主，覆载之内，但有贤才，用之不弃。’两位先帝圣言煌煌，圣德巍巍，皇上欲法先祖，开创我大明中兴之伟业，制驭四夷便是首要之务，微臣窃以为皇上万不能听信那些迂腐酸士‘华夷大防’之言，以致宏图伟业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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