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们是如何救遇险矿工的，则奏折中一句也没有。可怜的矿工“俱系本省及邻近各省觅食贫民”，他们本想在矿区挣点活命钱，却把命也搭在了矿山。当然，官府对死难者家属，也进行了所谓的抚恤，“将各尸骸设法寻挖，陆续捐棺殓埋”，“按名捐给”，并表示了“深堪悯恻”的同情态度。死难矿工的家属都是老实巴交的穷民，对官府及有官府支持的矿主也是无可奈何，敢怒不敢言，无人敢于闹事，矿区十分稳定，正如广西巡抚庆保在奏折中所讲的那样，“亲属在厂者”，“俱极安静”。这其中，矿主与官府如何对死者亲属进行威利诱，当是不言自明的事情。假如矿主在开采中能够预先采取安全措施，假如矿区有应急救援组织与设备，假如事故发生之时能够抢救及时，我们相信，在金属矿的塌坍事故中，绝不会一下子就使157名矿工无辜惨死。
    更为令人不解的是，从广西巡抚到庆远府、河池州，这一层一层的官吏们，此时的工作重点似乎不是惩办事故责任者，认真吸取这次特大事故教训，以杜绝各类事故发生。他们向嘉庆皇帝报告的一个侧重点则是，在此处锡矿无法继续办下去因而矿税不能如数上缴的情况下，如何保证朝廷的矿税不致短缺。因此，在他们层层向上报送的报告中，都反复讲明，之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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