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党委会、工委会等等各种委员会里动员说服我，甚至毫不客气地讲：“去把孩子做掉。我们绝不会放你走。不然你就劝你的那个老德留在苏联。”
    可这怎么可能呢。在罗斯托克，彼特亚有父母兄弟，还有自己的一幢带花园的小房子；而我是个孤女，挤在集体宿舍里祝孤零零的，一无所有。我怎么能够彼特亚离开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？我能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舒适、甜蜜的家呢？我只好跟他们挑明了：“你们不分给我单元房，但至少也得给我一间屋子让我们住，这样我才好说服他留下呀。”
    “你也太聪明了。”他们说，“如果我们都给你们房子，那你们还不都跟老外胡搞起来了。我们没给你们房子，你们不也怀了孩子。”
    这种激烈的舌战使我难堪，使我体力不支，在第五个月时我小产了——是个男婴。不过我的身体还好，只是不敢写信把流产的事告诉彼特亚，怕他万一变心不娶我了。他在那边为我不懈地奋斗着，给德国和苏联的各有关部门寄送材料。
    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，因为我们双方的领导都对此有着一致的意见。到了我的预产期，彼特亚给我寄来一件猫皮大衣，还有一大包婴儿用品，都是些稀罕的高级化纤织物，我们宿舍楼的伙伴们都跑来大开眼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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