：“那也叫办法？那是拿老百姓养家糊口的血汗钱去办有权人想办的事，正式的名词儿叫形象工程。您老人家是没看见呐，听人说好多地方集资，干部像电影里的伪保长一样挨家挨户催款，就差没缠上裹腿，再背一杆三八大盖枪了。”阮大可就骂他：“胡说八道！多好的事到你嘴里也变了味儿。”阮红兵瞪起眼睛说：“还多好的事？得了吧您。我见过那些酒楼是怎么赚钱的。专挑些二十来岁的小丫头摆在大门口招摇，引逗顾客，实在不行了，决策者还有更狠的一招儿：改成夜总会！这一改，生意百分之一百地要火起来，只可怜那些小丫头，就都得沦落成风尘女子了，成了改革派的牺牲品。总之吧，人们不过是变着法儿地弄钱，弄得到的是改革家，是弄潮儿，是爷，弄不来的是窝囊废，是三孙子，得乖乖儿地下台当老百姓，做观众。现如今，人都看着自己脚下的一小块，都想给自己找辙，踅摸路子。过去那种全国同一型号的大锅饭，从此以后就甭再想了。您老人家说说，这世界是不是变小了？”
    听了阮红兵的话，阮大可直翻楞眼珠子，知道不是什么好话，却找不出恰当的词来反驳。
    阮红兵说得兴起，又给阮大可念了一套歌谣儿，说是从那个整天拖着鼻涕的傻哥那里听来的。阮大可也曾听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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