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想拍的是“年轻人”对中国的一些思考，希望呈现90年代初中国人的生存状态，这是他在某个特定人生阶段才有可能拍出来的片子，再过几年，一切变了——自己变了，中国也变了，他就无法做出来了。
    他等不了。他还会拍。他想记录他自己，也想记录当下。
    当时，对方方副局长，这些大逆不道的话他是不会说出口的。
    两个人又聊了会儿，谢兰生的态度良好，终于，到了要告辞的时间。
    方副局长其实看出谢兰生是委屈的，并没有因电影局的“和颜悦色”而好过些，他张张口，欲言又止，几经犹豫几次反复，最后终于长长叹气，对着委屈的年轻人说了一些心里的话：“兰生啊，其实，电影局也想给你们年轻导演一些路走。”
    “……嗯？”感觉到了气氛不同，谢兰生又重新抬头。
    方副局长说：“我们其实也知道，你们这些做导演的个个都有创作冲动，想搞创作，想拍电影，甚至一定要做一定要拍，现在这个厂标制度是有一些为难你们。”
    谢兰生：“……啊。”
    他把创作当作生命，最开始做地下电影也单纯是想拍片子。关厂长让再等五年，可经过了许多事后谢兰生已无法相信关厂长的任何话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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